当出租车司机用颤抖的手指着计价器上那个血红的数字——37欧元时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你没听错，就是37欧元，从维尔纽斯机场到市中心，一段不到7公里的路。人民币三百块，就这么消失了。

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，眼神躲闪，嘴里念叨着什么“固定价格”“夜间服务”，而那时候，维尔纽斯的天，亮得跟下午三点似的。

我叫马尔科，一个在维尔纽斯生活了3年的当地导游。是的，我不是游客，但那天晚上，我被当成了一个刚下飞机的、什么都不懂的“傻子”。这种事，在维尔纽斯，每天都在发生。

这个城市，不像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滤镜照片。说什么“波罗的海的明珠”“中世纪的童话古城”，别再被骗了。真实的维尔纽斯，是一座被撕裂的城市。

一半身体拼命想挤进西欧的舞会，光鲜亮丽；另一半身体，却还陷在前苏联时代的泥潭里，拔不出来。

在这里，我每天都能闻到那种混合着廉价香水、发霉老建筑和年轻人绝望梦想的复杂气味。走在街上，你左手边是LV、Gucci，门口站着穿戴整齐的店员，右手边就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奶奶，在垃圾桶里翻找塑料瓶，动作熟练到让人心疼。她们只隔了不到10米的距离，中间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。

这就是维尔纽斯，一座让你看到阵痛的城市。不是伤口愈合后的疤，而是正在流血的、新鲜的伤口。

1. “你的工资，是我的3倍还是10倍？”

这个问题，是我的朋友阿纳斯塔斯（Anastas）在一次喝完本地啤酒后，红着脸问我的。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，一个月税后收入1200欧元。在立陶宛，这已经是中产阶级了，超过了全国900欧元的平均线。

但他看着我，一个靠外国游客吃饭的导游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不甘。

“马尔科，你一个月能挣多少？2000？3000？

”他比划着手指。

我没告诉他具体数字，但我知道，我的收入，确实是他的好几倍。而我，既不创造社会价值，也不懂工程技术。我只是会说几门外语，能把那些陈词滥调的历史故事，包装得生动一点罢了。

这就是维尔纽斯的第一个真相：你的价值，不取决于你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，而取决于你离“西方”有多近。

阿纳斯塔斯是典型的立陶宛技术人才。他毕业于维尔纽斯格迪米纳斯技术大学，立陶宛最好的理工科学校。他的同学，十个里面有七个，毕业后直接去了挪威、德国、或者英国。

不是去做工程师，而是去刷盘子、开货车、做建筑工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曾问他。

“因为在挪威刷盘子，一个月能挣3500欧元，还包吃住。在维尔纽斯当工程师呢？1200欧元，还要负担欧洲一线城市的物价和房租。

”他苦笑着，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。

是的，1200欧元。听起来好像快一万人民币了，但在维尔纽斯，这点钱能干什么？

我带你算笔账。

市中心一间40平米的一居室公寓，月租金是650欧元，直接砍掉一半多。剩下550欧元。

每个月的水电网燃气物业费，大概150欧元。剩下400欧。

一张公交月票30欧元。剩下370欧。

这370欧元，就是阿纳斯塔斯一个月所有的可支配收入。用来吃饭、社交、买衣服、娱乐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连续3年没有买过新手机了，身上穿的夹克，是5年前在二手店淘的。

他不敢生病，因为商业医疗保险太贵；他不敢谈恋爱，因为约会的成本他负担不起。

“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”阿纳斯塔斯说，“我们公司正在盖的那些豪华公寓，一平米售价超过5000欧元。我亲手画的图纸，亲眼看着它盖起来，但我知道，我这辈子都买不起里面最小的一个厕所。

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僵了。我看着他那双因为长期画图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，突然明白了“阵痛”的含义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它是阿纳斯塔斯每个月收到工资单时，心里那种熟悉的刺痛感；是他在超市里，对着一盒标价8欧元的樱桃，犹豫了5分钟，最后还是放回去的失落感。

在维尔纽斯，像阿纳斯塔斯这样的人，是大多数。他们受过良好教育，努力工作，是这个国家运转的基石。但他们又是被牺牲的一代。

他们的青春和才华，正在为国家的“转型”支付账单。

而另一边呢？

是那些在IT、金融、游戏等“全球化”行业工作的年轻人。他们的客户在瑞典，老板在美国，拿的是西欧标准的工资，通常是3000到5000欧元。他们在维尔纽斯过着国王一样的生活。

他们租得起最好的公寓，在最贵的餐厅吃饭，每个周末飞去柏林或者巴塞罗那开派对。

他们和阿纳斯塔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说着同一种语言，却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在带团的时候，经常遇到这些年轻人。他们穿着最新款的潮牌，谈论着加密货币和NFT，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笃定和自信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家咖啡馆，看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正在跟他的朋友炫耀他新买的保时捷。而窗外，一个清洁工老奶奶正吃力地推着一个装满垃圾的大桶，那辆保时捷呼啸而过时带起的风，吹乱了她花白的头发。

那一刻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这不是贫富差距，这是赤裸裸的阶级断裂。一种因为历史转型太快，而把一部分人狠狠甩下车后，形成的残酷景观。

2. “我们恨俄罗斯人，但我们活成了他们的样子。”

“别跟我提苏联，那是占领，是噩梦。”这是我几乎从所有40岁以上的立陶宛人那里听到的标准答案。

在维尔纽斯，有一个地方，是所有游客都必须打卡的——克格勃博物馆（Museum of Occupations and Freedom Fights）。那座灰色的建筑，曾经是克格勃和盖世太保的总部。地下室里，阴冷潮湿的牢房、刑具、枪决室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死亡和绝望的气息。

我带过无数游客来这里。每一次，当我讲到立陶宛人如何为了独立和自由，在1991年赤手空拳对抗苏联坦克时，游客们都会动容。我能看到他们眼中的敬佩和同情。

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3个月后我才知道，就在离这个博物馆不到800米的一栋政府办公楼里，正在发生着一些极为相似的故事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叫伊娃（Ieva），在一家国有媒体工作。她告诉我，她的办公室里，有一种无形的“克格勃”氛围。

“我们不能批评政府。任何带有质疑色彩的报道，都会被上级毙掉。”她说，“每个人都小心翼翼，说话前要再三斟酌。

你不知道谁是告密者，谁会把你的话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。”

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她的一个同事，因为在私人Facebook上转发了一篇批评政府防疫政策不力的外媒文章，第二天就被叫到领导办公室“喝茶”。领导没有直接批评他，只是“关心”他的家庭情况，问他的孩子上学是否顺利，他的妻子工作是否稳定。

“你懂那种感觉吗？”伊娃说，“他没有威胁你，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威胁。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，和我们在克格勃博物馆里感受到的，一模一样。

”

后来，那个同事主动辞职了。整个部门，没有人敢再在社交媒体上说任何话。

我当时听得后背发凉。一个以“反抗苏联压迫”为民族认同基础的国家，却在不知不觉中，继承了它最痛恨的那一套行为逻辑。

这种矛盾，在维尔纽斯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。

一方面，他们推倒了所有苏联时期的雕像，把列宁大街改名为格迪米纳斯大街。他们在教科书里，把那50年定义为“黑暗的占领时期”。他们对俄罗斯游客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敌意。

但另一方面，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，却充满了苏联的影子。

你去政府部门办事，会遇到那些典型的“苏式官僚”。他们面无表情，态度冷漠，把“Nyet（不）”和“I don't know（我不知道）”挂在嘴边。你想办成一件事，最好的方式不是按规章流程走，而是找到“正确的人”（pravil'nyy chelovek），找关系。

警察的腐败也是公开的秘密。超速被拦下？塞20欧元到他的驾照本里，通常就能解决问题。

我亲眼见过不止一次。司机们对此习以为常，仿佛这是交通规则的一部分。

最让我感到荒诞的是，那些最激进的反俄分子，往往是那些在前苏联时期活得最滋润的人。我认识一个大学教授，天天在电视上痛斥俄罗斯的“帝国主义野心”，呼吁和西方全面接轨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爸在苏联时期是党内的高官，他自己也是靠着父亲的关系，才在那个年代上了最好的大学，分到了市中心的房子。

“他们不是恨苏联，他们是恨那个让他们失去特权的时代。”伊娃一针见血地说。

他们只是换了一面旗帜，换了一套说辞，但骨子里的思维方式，那种对权力的崇拜、对规则的漠视、对异见的打压，和半个世纪前，没有任何区别。

这种精神上的“人格分裂”，才是立陶宛转型阵痛里，最深、最难愈合的伤口。他们砍掉了那棵名为“苏联”的大树，却发现它的根，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壤里，甚至扎进了他们自己的血液里。他们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

3. “我们有自由，但没有钱去享受自由”

“你看，那家酒吧，进去喝一杯啤酒要7欧元。那家餐厅，吃一顿饭人均50欧元。还有那个剧院，一张票30欧元。

”一个周末的晚上，开云app我和学生尤斯蒂娜（Justina）走在维尔纽斯最繁华的皮利斯街（Pilies gatvė）。

她指着那些灯火通明的消费场所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沧桑。尤斯蒂娜是维尔纽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，一个典型的“Z世代”。她会说流利的英语，熟悉所有的网络热梗，对西方流行文化了如指掌。

“我们这一代，是‘自由’的一代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可以自由地上Instagram，看Netflix，可以自由地批评总统。但我们没有自由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。

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就是，我们拥有了所有的政治自由，却失去了经济自由。”她转过头看着我，“我的父母，他们在苏联时期长大。他们没有出国的自由，没有言论的自由。

但他们有免费的教育，免费的医疗，国家分配的房子和工作。他们没有选择，但他们也没有焦虑。”

“而我们呢？我们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我们买不起一张机票。我们可以选择任何职业，但我们找到的工作，工资连房租都付不起。

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，但它们都标着我们无法企及的价格。”

她的话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
我突然想起，我刚来维尔纽斯的时候，对这里无处不在的二手店感到非常好奇。从衣服、家具到电器、书籍，几乎所有东西都有二手市场。我当时还觉得，这是环保和复古的体现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时尚，这是生活所迫。对于大部分本地人来说，买二手货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唯一的选择。

尤斯蒂娜告诉我，她和她的同学们，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从二手店淘来的。她们会约好在周四去，因为那天是“上新日”，能淘到“好货”。她们把这称为“寻宝游戏”，用一种轻松幽默的口吻，来掩盖背后的心酸。

有一次，我为了调节气氛，开玩笑地问她：“那你们年轻人怎么约会呢？总不能去二手店吧？”

她笑了，但那笑容有点苦涩。“我们去公园。或者，去超市。

”

“去超市？”我一脸问号。

“是的，去大超市。里面有暖气，有免费的试吃，有时候还有促销的咖啡。我们可以在里面逛一整个下午，不花一分钱。

”

我半天没反应过来。我以为她在开玩笑，但看着她认真的表情，我知道，这是真的。

这就是维尔纽斯年轻人的“自由”。他们可以在网上看到纽约第五大道的繁华，可以讨论巴黎时装周的最新设计，但他们的现实生活，却被困在了超市的试吃区和公园的长椅上。

“你知道吗，马尔科，有时候我甚至会羡慕我的父母。”尤斯蒂娜低声说，“他们的世界很小，但很安稳。我们的世界很大，却处处都是陷阱和诱惑。

自由，原来是有价格的。而我们，恰好是付不起价格的那一代人。”

她的这番话，让我想起了那些散落在维尔纽斯各处的苏式居民楼，当地人叫它们“赫鲁晓夫楼”。这些五层高的预制板楼，外观丑陋，毫无设计感，像一个个灰色的火柴盒。里面的空间狭小，隔音极差，你能清楚地听到隔壁邻居打喷嚏的声音。

但就是这些“火柴盒”，承载了维尔纽斯至少一半人口的居住需求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拥有一间这样的公寓，已经是他们一辈子奋斗的目标。

而与这些赫鲁晓夫楼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市中心那些由北欧开发商建造的新式公寓。玻璃幕墙，空中花园，智能家居。它们像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广告牌，时刻提醒着这里的人们：看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“欧洲生活”，但你们配不上。

这种视觉上的巨大反差，每天都在加剧着这座城市的撕裂感。它让拥有的人更加傲慢，让一无所有的人更加绝望。

4. 消失的男人与“被诅咒”的美女

“在维尔纽斯，找一个30岁以上、单身、不酗酒、有稳定工作的本地男人，比找到琥珀还难。”这是我的女性朋友们之间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。

但一点不夸张，这是真的。

走在维尔纽斯的街头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美女比例高得惊人。她们普遍身材高挑，金发碧眼，五官精致得像雕塑。但与此不相称的是，你很少看到质量相当的男性与她们走在一起。

男人都去哪了？

答案有三个：走了，废了，或者死了。

“走了”的，就是像阿纳斯塔斯的同学那样，去西欧和北欧打工了。他们把青春和汗水留在了异国他乡，同时也带走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口资源。每年，立陶宛都有数万人净流出，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。

“废了”的，是那些被酒精和毒品摧毁的人。在前苏联国家，酗酒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转型期的失落感和对未来的迷茫，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。

在维尔纽斯的一些社区，你随时能看到醉醺醺的男人躺在路边，或者在小卖部门口排队买最便宜的伏特加。他们的眼神空洞，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。

“死了”的，则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过早离世的人。立陶宛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69.5岁，在整个欧盟垫底，比女性足足少了10岁。高自杀率、高事故率、心血管疾病，像一个个收割机，疯狂地收割着这个国家的男性生命。

结果就是，立陶t宛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女性比男性多出了将近10%。这意味着，有大量的优秀女性，在本国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伴侣。

我认识一个叫艾格勒（Agnė）的女孩，她是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32岁，年薪超过6万欧元。她漂亮、聪明、独立。按理说，她应该是婚恋市场上的抢手货。

但她单身了5年。

“我身边的选择，要么是比我小很多的男孩，他们很好，但不够成熟；要么就是那些离了婚、带着孩子、还有一堆财务问题的中年男人。”她无奈地告诉我，“我不想妥协。我努力工作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不是为了找一个需要我‘扶贫’的男人。

”

艾格勒的故事，是维尔纽斯无数单身职业女性的缩影。她们成了这个国家转型期“最尴尬的成功者”。她们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，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，却在个人生活上，陷入了無人可選的困境。

于是，很多女孩把目光投向了外国人。在维尔纽斯，一个长相普通的外国男性，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。她们不是拜金，她们只是想找一个精神上、经济上能与自己匹配的伴侣。

而在本国，这样的选择实在太少了。

然而，这种“跨国婚恋”也充满了陷阱。我见过太多西方来的“洋垃圾”，他们在本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却利用信息差和外貌优势，在维尔纽斯玩弄感情。他们打着“真爱”的幌子，骗财骗色，最后拍拍屁股走人，留下一地鸡毛。

一个朋友曾经悲伤地对我说：“我们的美丽，成了一种诅咒。它吸引来了豺狼，却留不住好人。”

离开，还是留下？

离开维尔纽斯的那天早上，我去了一趟对岸共和国（Užupis）。这是一个由艺术家们在1997年宣布“独立”的国中之国，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。他们有自己的“宪法”，写在沿街的墙上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。

其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：“人有权悲伤。”

我站在这条宪法前，看了很久。

我想起了为了37欧元而出卖良心的出租车司机；想起了买不起一套房的工程师阿纳斯塔斯；想起了在办公室里活得像克格勃特工的伊娃；想起了在超市里约会的大学生尤斯蒂娜；也想起了找不到伴侣的精英律师艾格勒。

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实践着这条“悲伤的权利”。

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从舷窗往下看。维尔纽斯的老城，红色的屋顶连成一片，在晨光中像一幅古典油画。远处，那些灰色的苏式居民楼，沉默地矗立着。

再远处，是正在拔地而起的、闪闪发光的玻璃写字楼。

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建筑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。它们彼此割裂，又怪异地融合在一起。从一万米的高空看，你甚至会觉得这种割裂有一种奇特的美感。

但我不知道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是否还能感受到这种美。或者，他们看到的，只是无法逾越的鸿沟，和无处不在的阵痛。我不知道该不该推荐你来这里。

也许你需要亲眼看看，然后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。

出行Tips:

1. 机场交通： 千万不要在机场门口直接打车！价格至少是正常价格的3-4倍。务必使用Bolt或者Uber叫车，到市中心的价格一般在7-10欧元之间。

或者乘坐88路公交车，票价1欧元，25分钟直达市中心。

2. 换汇： 不要在中国换欧元现金，汇率很差。直接带一张VISA或Mastercard的银行卡，在维尔纽斯机场或市区的ATM机上取现，手续费比换汇损失低得多。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刷卡，准备100欧元现金应急足够。

3. 物价： 餐厅和超市物价接近西欧水平。一瓶500毫升的水在超市卖0.8欧元，在餐厅要3欧元。想省钱可以多逛逛本地集市，比如Hales Turgus，那里的水果、蔬菜、肉类价格比超市便宜至少30%。

4. 住宿： 旺季（6-8月）住宿很贵，老城里的酒店普遍在150欧元以上。建议选择Airbnb，或者住在离老城步行15-20分钟的区域，价格能便宜一半。推荐Naujamiestis（新城区）。

5. 安全： 白天非常安全，但晚上要避开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区域，那里是流浪汉和醉汉的聚集地。另外，不要在公共场合露富，单反相机挂在脖子上这种行为，很容易被小偷盯上。

6. 语言： 年轻人基本都会说英语，交流无障碍。但45岁以上的本地人，很多人只会说立陶宛语和俄语。学几句简单的立陶宛语会很有帮助：你好（Laba diena）、谢谢（Ačiū）、多少钱（Kiek kainuoja）。

7. 苏式建筑体验： 如果想体验真实的苏式生活区，可以去Šeškinė或者Fabijoniškės区看看。这两个区是HBO剧集《切尔诺贝利》的主要取景地，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苏联晚期城市风貌。

8. 必体验： 除了老城，一定要去坐一次无轨电车。这种“长着两根辫子”的古老电车是苏联时代的遗产，如今在欧洲已经很少见。票价1欧元，能带你穿梭在城市的旧时光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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